2017年新农村调查报告－－走进全国2749个村庄

概要：调查村庄中接受救济的贫困户数为52993户，“贫困救济率”为50.92%，贫困救济标准从每月最低的2元钱(河南、湖南、甘肃共5个村)到最高的531元(上海市朱泾镇温河村)，平均为57.68元，其中救济标准在50元及以下的共1487个村，占70.84%，52—100元的共229个村，占10.91%，105～531元的共383个村，占18.25%。 中部地区贫困救济率最低，村级扶贫工作最需要加强。在调查的村中，近一半的贫困发生在西部地区贫困救济率中部最低；救济标准东部最高，是西部的3.89倍，是中部的6.41倍，表明中部地区扶贫工作最差，但即使在东部，仍有高达32.79%的贫困人口未获救济(见表12)。 看病难、看病贵 农村医疗资源严重匮乏。在调查的村中，东部地区行政村卫生室覆盖率(建有卫生室的村数，，被调查村数，下同)最高，每村卫生室数三个地区差别不大，但卫生室平均面积差别很大，东部是中部的1.59倍，是西部的2.83倍，每村有资格的医生数东部最多，中部次之，西部最少，医生与人口之比中部最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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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村庄中接受救济的贫困户数为52993户，“贫困救济率”为50.92%，贫困救济标准从每月最低的2元钱(河南、湖南、甘肃共5个村)到最高的531元(上海市朱泾镇温河村)，平均为57.68元，其中救济标准在50元及以下的共1487个村，占70.84%，52—100元的共229个村，占10.91%，105～531元的共383个村，占18.25%。  

　　中部地区贫困救济率最低，村级扶贫工作最需要加强。在调查的村中，近一半的贫困发生在西部地区贫困救济率中部最低；救济标准东部最高，是西部的3.89倍，是中部的6.41倍，表明中部地区扶贫工作最差，但即使在东部，仍有高达32.79%的贫困人口未获救济(见表12)。  

　　看病难、看病贵   

　　农村医疗资源严重匮乏。在调查的村中，东部地区行政村卫生室覆盖率(建有卫生室的村数，，被调查村数，下同)最高，每村卫生室数三个地区差别不大，但卫生室平均面积差别很大，东部是中部的1.59倍，是西部的2.83倍，每村有资格的医生数东部最多，中部次之，西部最少，医生与人口之比中部最好，东部次之，西部最差，但均不理想(见表13)。  

　　农民对实行新型合作医疗积极性高的村占82.1%，积极性不高的占17.9%；有69.9%的村认为实行新型合作医疗能解决农民看不起病或因病致贫问题，仍有30.1%的村认为新型合作医疗不能解决该问题。  

　　调查村庄中有74.9%的村庄开展了新型合作医疗。东部地区92.6%的村庄开展了新型合作医疗，明显高于中部65.8%和西部58.3%的水平。从筹资情况看，人均为36.49元，其中个人平均缴费17.62元，占比为48.29%。在江苏、上海、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不但农民个人收入水平较高，而且政府经济实力较强，筹资额度大，保障水平高，对于缓解大病户医疗负担的作用更为明显。  

　　教育负担大大减轻，教学质量成为问题  

　　“两免一补”政策的逐步实施，大大减轻了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家庭的教育负担。在全部被调查村中，已经有45.4%的村实行了全部免杂费。有27.7%的村部分学生享受了免费教科书，16.1%的村所有学生享受了免课本费。有25.9%的村只有部分寄宿生享受生活补助，12.7%的村寄宿生都享受了生活补助。调查表明，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这样的刚性支出占教育总支出的比重平均近50%，其他如课本、学习用品、住宿费、交通费等方面的支出也较多。近年来，学校布局调整较大，相当一部分村庄反映学生上学不方便，无形中增加了住宿和交通等方面的支出。  

　　教学质量已经成为农村居民教育方面担心的首要问题，有76.9%的村认为新农村建设在教育方面最应该尽快解决的问题是保证教学质量，有23.7%的村认为应该通过加强教师培训来解决这一问题。优势教师资源过度向大城市和发达地区集中，教师队伍质量存在巨大的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农村教师长期处于缺编状态，有的地区出现过一所学校一个教师的现象，虽然布局调整在一定范围内对教育资源的分散和结构性失调有所缓解，但农村仍然依赖着大量代课教师来满足教育教学需求。  

　　同样的情况也体现在与收入相对应的支出上。所有被调查村庄中，集体支出在1～5万之间的频率最高，为31.1%。其中，东部有61%的村庄支出在20万以上，而中部和西部村庄分别只有11.7%和5.6%。东部有三成村庄的支出超过50万，而中、西部只有不到1%和3%，差异明显。  

　　大量的村集体支出用在了公共建设和管理费用上。其中，前者占去了42.5%的比重，中西部地区支出的比例都超过了50%，管理费用则占20%～30%。  


    管理费用中又以村组干部工资占比最重，达61.7%。平均每个行政村有村干部5.41人，干群比例为1:331。调查村村干部年平均工资为8714元。东部地区村干部年均工资是西部的7.21倍，是中部的6.27倍。最低的陕西省仅为1051.85元，最高的上海市为34431.41元，后者是前者的32.73倍(见图1)。     

　　令人吃惊的是，调查村庄中有32.9%的村庄资不抵债，也即净资产小于零。净资产处于-10～0万元之间村庄比例为21.9%，处于0～10万元、10～50万元、50～100万元、>100万元的村庄比例分别为18%，16.8%、7.2%和25.1%。    

　　从负债资金的使用结构看，1710个村庄回答了村庄负债使用的问题，村庄负债资金最主要的用途是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东部地区负债资金用于办企业的比重明显高于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负债资金用于教育支出的比重很高。中部地区村庄负债用于支付干部工资和上缴税费的比重最高，分别达到了16.21%和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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