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我们面临着一个以人类的传统为自己的传统的时代，一个兼容并包的文艺复兴的时代。把西方文化以及其他外来文化排斥在中国的文化之外是狭隘的，把对中华文明作出卓越贡献的少数民族文化排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外，也只能更加重我们这种文化封闭主义的心态。其结果不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而是把中国文化变成古董、送进博物馆陈列。根据我们的调查，在青年学生中，外来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很大。就拿我来说，看文学作品倒是很多，但基本上全都是外国文学。我觉得，在中国日益走向世界向世界开放的今天来说，应该加强对我国青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尤其是我们5000年的文化，绝对不能摒弃。2. 工作狂倾向度据日本专家统计，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工作狂”的人数都在不断增加。在过去的10年中，美国的工作狂增加了5成，日本增加了7成，在我国也增加了至少4成。以前，在日本、中国等许多国家的词典中，“工作狂”均被列为褒义词，或至少不算是贬义词。不少人（其中多数是企业老板、单位领导）还觉得，“工作狂”的“忘我工作”为本企业或本单位带来了巨大的效益，而且为同事们树立了模范
大二暑假社会实践报告,标签：社会实践报告范文,社会实践报告格式,http://www.laixuea.com我们面临着一个以人类的传统为自己的传统的时代，一个兼容并包的文艺复兴的时代。把西方文化以及其他外来文化排斥在中国的文化之外是狭隘的，把对中华文明作出卓越贡献的少数民族文化排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外，也只能更加重我们这种文化封闭主义的心态。其结果不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而是把中国文化变成古董、送进博物馆陈列。
根据我们的调查，在青年学生中，外来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很大。就拿我来说，看文学作品倒是很多，但基本上全都是外国文学。我觉得，在中国日益走向世界向世界开放的今天来说，应该加强对我国青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尤其是我们5000年的文化，绝对不能摒弃。
2. 工作狂倾向度
据日本专家统计，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工作狂”的人数都在不断增加。在过去的10年中，美国的工作狂增加了5成，日本增加了7成，在我国也增加了至少4成。
以前，在日本、中国等许多国家的词典中，“工作狂”均被列为褒义词，或至少不算是贬义词。不少人（其中多数是企业老板、单位领导）还觉得，“工作狂”的“忘我工作”为本企业或本单位带来了巨大的效益，而且为同事们树立了模范的榜样，故多数“工作狂”往往被评为“先进典型”，成了“骨干”或“红人”。
但美国心理学家斯宾塞教授指出，“工作狂”属心理变态，在各单位的低、中级管理人员中尤为常见。“工作狂”与对工作有热情者有本质区别———前者往往并不热爱自己的工作，一般很难从工作中得到快乐，而只是拼命地工作以求某种“心理解脱”，此外他们在工作中还常常强迫自己做到“完美”，一旦出现问题或差错便羞愧难当、焦虑万分，却又将他人的援助拒之门外；而后者则十分热爱自己的工作，从工作中能获得巨大乐趣，出现失误时既不会怨天尤人，也不会懊恼不已，相反却会聪明地修正目标或改正错误，同时也注意与同事和上司协调、配合，因而人际关系相对融洽。考核显示，尽管前者的工作量要比后者大得多，但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都明显不如后者。
专家们建议：要是发现自己出现“工作狂”的某些典型症候，那么首先须有意识地减轻工作压力并强迫自己减少工作量。具体做法是：不妨列出一份工作日程表，先将自己现时的所有工作项目和工作时间一一写明，然后考虑哪些可以完全放弃，或至少暂时放弃，哪些可交由他人或与他人合作完成，同时注重提高工作效率。最后订出新的工作日程表，并请家人或同事予以监督。此外，不妨培养一些与工作不搭界的业余嗜好，丰富业余生活，如能接受心理医生的科学治疗，情况会更好些。
专家们的另一新发现是，“工作狂”的“生成”还可能与其童年时代接受的教育息息相关。实际上在“工作狂”中，有占8～9成的人在孩提时代受到来自望子成龙的父母亲的过分严厉的教育。在这样的家庭里，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值往往过高甚至高得“离谱”，可怜的孩子一旦稍有闪失便会遭到批评乃至重罚，最后孩子心理上可能出现障碍，长此下去，孩子长大了极可能成为“工作狂”。尤其是在青年当中，一部分人只看和自己专业相关的书，极容易演变为工作狂。
3. 中国的读书广泛率和读书普及率
中国大学学费问题与农家子弟，按说经济越发展，教育会越普及，义务教育越有效果。可实际上并非如此，近些年在乡村调查，发现农村儿童辍学的越来越多了，读不起书和读书无用论双双起了作用。读不起书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毛泽东时代，虽然经济上比现在困难得多，真正受过培训的合格教师和适合教学的正规教室都不多，村中却有很多人受过中学教育，尤其小学教育的普及率也都高的出奇。有人说那时的教育水平很低，高中生的水平不如现在的初中生，这不无道理。但问题是，为何那时的学生可以坐在教室里读书，现在很多儿童小学一毕业就流失到社会上去，上不起学了呢？一百年前，清政府时期李鸿章出使美国看到那里的公办学校曾不无感慨的对美国人说过：“什么时候，若是也能够让我们国内的穷人家的孩子也上得起学就好了！” 2000年3月10日在李昌平致朱鎔基的信中却提到：“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那些读不起书的儿童辍学回家在做些什么呢？有人认为它们在做农活或其他什么正当的轻微劳动，却不然。他们成群结队的在瞎逛，这使家长最怕的，因为这样最容易学坏，有些家长之所以拼命借钱让子女在学校读书，是担心他们被那些闲逛的孩子带坏。不只是那些辍学的儿童到处闲逛，那些读过高中的知识青年也在村中闲逛。前几年办了很多中专，一些农村青年读了中专，但找不到工作，有些师范毕业的农村青年到学校教书，要交数千至数万的就业金，交不起的，就只好在家呆着。中国9亿农民，自明朝以来的人的矛盾便愈演愈烈，三个月种田，九个月休闲便是中国农村的写照。问题是，在那些到处闲逛的人中，为什么不开发智慧资源、尝试去做一些有作为的事情呢？在解决儿童辍学问题上，使我想起在安徽省利辛县张村镇的复兴中学（现已搬至安徽涡阳县），它由北大法律系的一个学生殷永存以及来自河北理工、阜阳师院的一些大学毕业生操办起来的，他们背后有一个上海筹备委员会在默默的支撑着（去年，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曾为此专门制作、播出过节目）。在这一问题上，我认为城市和乡村、企业和社会应该有一很好的互动、合作。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大学学费增长幅度较快。对于当前的高校收费，大部分的家庭认为已达到了承受的极限，甚至有所超出。现在高校扩招，学费上涨的幅度太快了，虽然国家有助学贷款，但不是理论上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