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 （二）从整理案卷的过程中，我发现其实很多的案件并不能顺利地执行，要么中止，要么延期执行，从而导致累案堆积。虽然造成这种现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是我认为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法律赋予执行人员在处理案件自由裁量权的同时并没有对其进行必要的限制。一方面，对于中止执行问题，法律规定：“在执行过程中，因出现某种特殊情况而使执行程序暂时停止下来，待这种特殊情况消失后，再恢复执行程序，继续进行执行。”然而在何谓“特殊情况”的认定上，《民事诉讼法》第234条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有关规定尽管列举了一些具体情形，但总体而言，都只是作了一些概括性的规定。另一方面，在延期执行规定上也是如此，法律只作了“遇到特殊情况可适当延期”之类模糊规定。从这些规定来看，目的在于赋予执行法官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地作出处理的自由裁量权，但是由于规定过于模糊，没有对限度作出规定就使法官难逃“滥用”的嫌疑，虽然像延期案件中作了诸如“需院长批准”的规定，但在具体实践中，院长通常情况下对案件的具体情况根本不了解，只是听案件承办人的汇报，且这种汇报
雨湖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实习报告,标签：会计实习报告,金工实习总结报告,http://www.laixuea.com（二）从整理案卷的过程中，我发现其实很多的案件并不能顺利地执行，要么中止，要么延期执行，从而导致累案堆积。虽然造成这种现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是我认为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法律赋予执行人员在处理案件自由裁量权的同时并没有对其进行必要的限制。一方面，对于中止执行问题，法律规定：“在执行过程中，因出现某种特殊情况而使执行程序暂时停止下来，待这种特殊情况消失后，再恢复执行程序，继续进行执行。”然而在何谓“特殊情况”的认定上，《民事诉讼法》第234条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有关规定尽管列举了一些具体情形，但总体而言，都只是作了一些概括性的规定。另一方面，在延期执行规定上也是如此，法律只作了“遇到特殊情况可适当延期”之类模糊规定。从这些规定来看，目的在于赋予执行法官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地作出处理的自由裁量权，但是由于规定过于模糊，没有对限度作出规定就使法官难逃“滥用”的嫌疑，虽然像延期案件中作了诸如“需院长批准”的规定，但在具体实践中，院长通常情况下对案件的具体情况根本不了解，只是听案件承办人的汇报，且这种汇报由于没办法排除法官在汇报过程中对案件的主观意见，往往会影响到院长作出客观的判断，而且有的情况下甚至连汇报都免了，直接由院长批示，这种做法明显很不公正。在目前普遍追求办案效率的背景之下，为了保证有足够的结案率支持法院的工作报获得通过，法官难免不会形成一种选择性执行案件的态度，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或设法中止个别占用司法资源较多的“骨头案”、“钉子案”，而这种做法也不违背程序，可以使法官免于错案追究责任。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的另一个表现是反映在执行通知书上，一般而言，民事判决书对义务履行期限已有明确的规定，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变更，而执行通知对被执行人履行给付义务期限却有很大的随意性。这样造成的后果是让当事人形成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判决书确定的履行期限意义不大，而真正具有决定权的是执行法官。这种结果不仅影响了法律文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也削减了当事人对执行的信服度。而且法律仅规定“由上级法院监督下级法院的执行活动”，可见执行监督力量的单一并没有能够使这种自由裁量权得到有力的限制，从而使信访案件日益增多。
二、理论与现实的差距
另一方面给我印象深刻的是执行制度与现实操作之间的脱节。很多的案件在当初设置的目的是很好的，但是由于缺乏具体的操作性，只能作为一种形式而存在。原因可以说是多方面的。譬如，我国《民事诉讼法》底97条规定“对追偿赡养费、抚养费、抚恤金、医疗费用的；追索劳动报酬的；因情况紧急需要先予执行的”三类案件，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在案件作出裁判之前，可以采取先予执行的措施，即裁定一方当事人预先支付给另一方当事人一定数额的金钱或其他财物以解决该当事人生活、生产经营之急需。然而法院在审结民事案件的实践中采取先予执行措施的却很少。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方面，这类案件的当事人对先予执行措施的法律知识了解甚少，他们根本不知道要去申请或如何去申请。另一方面，案件承办人怕麻烦，而且怕受到错案责任追究，不愿采取先予执行措施。因为采取该措施涉及到要审查申请人是否符合法定条件；申请人是否提供担保；采取先予执行的程序是否合法等，有时案件承办人花费大量的人力，精力，财产都没有结果。因此，即使案件当事人向法院申请了符合法律规定的先予执行措施，案件承办人也不愿去启动该程序。再比如在执行理论上经常会看到“限制消费”这个词，即在执行的过程中要对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随时进行监督，防止其进行一些不合常理的高消费活动以避免其刻意逃避履行义务而陷入的履行不能。但是问题是司法资源的有限性根本不可能对每一个案件的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及活动进行随时的监督。另外法律明确规定：被执行人如果未在规定的期限内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则从逾期之日起双倍计算利息，但很大一部分地区却可能基于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而不是按照这个标准计算利息的。由此可见，很多的制度主要是从理论研究的角度出发的，并没有从具体的现实情况出发或者说没有考虑到该制度能否生存的社会环境，显得过于理想化，也缺乏了实践操作性。如果说制度只能作为一种形式给别人观看而没有现实意义的话，那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三、现状问题
而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社会对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形象反映最为激烈的是执行不力的问题，另一方面最令法院头疼的却是“执行难”。众所周知，法院的民事执行工作涉及的执行主体多样，利益关系复杂，社会影响大，因此，民事执行工作除了是法院的本职工作以外，同时也是一项社会性工作。因此需要各方的积极参与和配合，也需要社会各界的配合和协助。然而，从目前我国的民事执行的现状来看却不见得很理想。一方面，在社会诚信体系严重缺失的背景下，很多的被执行人故意逃避履行义务，要么逃之夭夭；要么刻意隐瞒、转移财产，致使执行陷入僵局，被迫中止。另一方面，由于法律意识淡薄，不少负有法定协助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对参与诉讼活动有着逆反心理和抵抗情绪，同时也出于各种考虑，不愿或不敢进行协助，要么拒绝担当见证人或拒绝提供有关线索证据，要么拒绝在笔录上签字确认，而由于法院对此无任何司法或行政上的强制力，其配合协助完全取决于其自愿的程度，对拒不配合的法院也无权干涉。还有就是各种外来干预以及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主义的干涉。在实践中，虽然法院名义上是国家司法机关，实际上却由于缺乏强大的威慑力，以致和普通债权人无异，被执行人运用其占有的不属于申请执行人的财产，调动各方面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力量和法院抗衡，法院对此不占有任何优势。因此造成“被执行人难找，执行财产难寻，协助执行人难求，应执行财产难动”的局面，当然该找的找不到，该动的也动不了。再加上从我国执行环境的分析中不难看出，“案多人少”的矛盾相对地突出，而且一个案件转入执行阶段，执行员一般对被执行人的情况知之甚少，一个案件往往多次空跑，白跑，执行的效率并不高。鉴于造成执行难的因素的多方面，我认为要真正地解决执行难的问题必须转换思路，建立起强制执行的威慑机制，与其运用强制力向被执行人“虎口夺肉”还不如运用威慑力迫使其自动履行，还有什么比被执行人自动履行更能解决执行难呢？最能节省司法资源的同时，也最能杜绝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试问，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的“皮之不存”各种保护主义的毛将焉附呢？换角度讲，威慑机制的设立也将有助于刺激社会各方参与诉讼与协助的积极性。同时还要建立起执行的协助网络，充分调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利用信息优势，及时收集被执行人的下落，财产，债权债务，社会人际关系以及当地民情、风俗等重要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执行方案，做到有的放矢，有效地预防执行过程中因不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而发生的冲突，还可以要求他们协助完成一些事务性工作，如协助送达通知书，张贴执行公告，说服被执行人自觉履行义务，预防暴力抗法等，减少执行中的阻力和困难，提高执行效率。而且也可以从新的角度增加执行活动的监督力量。因为社会成员通过参与、协助人民法院执行，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法院的执行工作，发现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帮助执行人员纠正不正当的执行行为。相反，人民法院也可以经常地，直接地倾听来自基层的建议和呼声，有利于改进工作思路和作风，还可以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以案释法，以案宣法，使执行结果更易于为当事人和社会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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