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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加强党风廉政教育

    时间:10-14 09:42:49来源:http://www.laixuea.com 会议发言阅读:8339

    概要: 反腐败为什么艰难?道理很简单:因为这是一场“权力者”对“权力者”之间的斗争。大家知道,对于刑事犯罪分子,可以一个“严打”接着一个“严打”,“有权的”对付“没权的”,事情总是好办一些。对付有腐败问题的权力者远非这样简单,他手中也有权,有“一帮”人,有雄厚的腐败势力,有丰富的官场经验,有牢固的关系网,一句话可以用权力对抗权力。 如广东湛江、厦门远华腐败案和辽宁沈阳腐败案,腐败分子不是一个人二个人,而是一窝人、一串人;不是普通的小官,都是掌握当地要害部门的高官、大官……尽管这些都是“地方上的腐败分子”,从理论上说应由“省级”去管,然最终的“领导”却是中央级的,结果当然是毁灭性的,“一网打尽”,很是彻底。近年来的反腐败斗争,不仅呈现出过去从未有过的力度和气势,而且在其内容和质量上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将反腐败与打击黑恶势力紧紧地连在一起。大凡熟悉世界腐败发展历史的人都知道,“黑道”(犯罪恶势力)向“红道”(权力)和“黄道”(经济)的渗透,建立彼此的利益共同体,是个普遍规律;而在一个权力腐

    加强党风廉政教育,标签:发言稿,开学典礼发言稿,http://www.laixuea.com

        反腐败为什么艰难?道理很简单:因为这是一场“权力者”对“权力者”之间的斗争。大家知道,对于刑事犯罪分子,可以一个“严打”接着一个“严打”,“有权的”对付“没权的”,事情总是好办一些。对付有腐败问题的权力者远非这样简单,他手中也有权,有“一帮”人,有雄厚的腐败势力,有丰富的官场经验,有牢固的关系网,一句话可以用权力对抗权力。

        如广东湛江、厦门远华腐败案和辽宁沈阳腐败案,腐败分子不是一个人二个人,而是一窝人、一串人;不是普通的小官,都是掌握当地要害部门的高官、大官……尽管这些都是“地方上的腐败分子”,从理论上说应由“省级”去管,然最终的“领导”却是中央级的,结果当然是毁灭性的,“一网打尽”,很是彻底。

    近年来的反腐败斗争,不仅呈现出过去从未有过的力度和气势,而且在其内容和质量上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将反腐败与打击黑恶势力紧紧地连在一起。大凡熟悉世界腐败发展历史的人都知道,“黑道”(犯罪恶势力)向“红道”(权力)和“黄道”(经济)的渗透,建立彼此的利益共同体,是个普遍规律;而在一个权力腐败泛滥的社会中,权力腐败者也会主动地与黑社会势力“联手”’以获取更大的“利润”,也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也并不例外。如震动中外的三个腐败大“黑道”和“黄道”相互渗透、相互结合的典型。这几年来这“三股恶势力结合”的规模和组织程度尽管还没有像意大利黑手党那样成熟,却显示了以下一些特征:一是势力的发展越来越快,有的甚至控制了一个地区;二是侵蚀的范围越来越广泛,它已经渗透到多种领域;三是对社会的危害越来越厉害,国家财产几亿、几十亿、几百亿遭受侵占。因此,怎样在中国不让“三股道结合”像意大利黑手党那样发展成气候?怎样更有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怎样最大限度减少犯罪恶势力、腐败恶势力对中国社会的危害?应该说,在这一个问题上这几年来不仅走出了有力坚实的一步,而且还是有成效的。一是极大地打击了腐败分子的嚣张气焰,二是使腐败现象蔓延泛滥的势头得到控制,三是消除了腐败恶性化发展的可能。

    3、反腐败挽回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保障了社会和经济现代化的进程。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一种错误观点:腐败能促进经济发展,反腐败则会影响经济发展。然而,二十余年的反腐败实践,清楚地告诉我们,这种“腐败有益论”是多么荒唐,多么谬误。据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先生的研究,当今社会存在的四种腐败类型——“寻租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税收流失性腐败和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成的各类经济损失,平均每年占GDP的13.2%——16.8%之间(指90年代后半期)。腐败被揭示出来的大案、要案表明,腐败对社会的经济发展损害是严重的。为此,近几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将打击走私与反腐败结合起来,将一时嚣张的走私气焰打了下去;此外,根据近几年社会腐败的特点,有条不紊开展了腐败的高发区、频发区——金融、证券、房地产、土地批租出租、建筑工程和物资采购等领域——的反腐败斗争,将一大批“走私大王”、“金融大王”、“房地产大王”等“经济蛀虫”送上了审判台,这就最大限度地缩小了社会的经济损失,保障了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社会得益,老百姓得益。譬如,以开展轰轰烈烈的全国性反走私斗争来说,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通过对广东湛江、福建厦门大案要案的处理,初步将猖狂的走私气焰打了下去,作为国家财源之一的石油企业很快地从亏损转为赢利,而1999年国家职工的工资增加又是从哪儿来的?一定程度上是托了打击走私的“福”。再以沈阳慕马腐败案为例,据《人民日报》报道:在反腐败斗争的政治洗礼面前,沈阳赢得了经济的恢复性快速增长。20xx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0.1%,财政收入增长34.3%。20xx年国民经济多项主要经济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400亿元,比上年提高13.1%。财政收入突破百亿元大关。实现工业总产值2110亿元,比上年增长18%。

    4、反腐败也要与时俱进,要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反腐败的特点和规律。

    过去的反腐败,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反腐败,依靠的是像“三反”、  “五反”这样的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应该说当时是奏效的,所以才有“杀了张子善,管了二十年”的说法。改革开放后,社会进入了市场经济体制,腐败发生在“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二是市场经济体制极不完善”的大背景下,这就是说,依靠过去计划经济体制时代的反腐败管不了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腐败行为,“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怎么办?从某种意义上说,反腐败也只能靠“摸着石头过河”,所以,这二十余年的反腐败,是积累经验的二十余年,是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的二十余年,是从过去侧重治标到如今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逐步加大治本力度的二十余年。总之,是在不断摸索“符合初级社会主义、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反腐败”的二十余年。这是指导思想上的突破,是方法论上反腐败的飞跃,这就为新世纪的反腐败奠定了牢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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