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 但是白居易又说：“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与元九书》)为何会有这种奇怪的不统一的现象呢？原因很多，但不可否认，其中也存在一个诗歌的内容与形式是否完美地统一的问题。大凡一个优秀诗人，他的诗能够得以流传不灭，他一定是讲究诗歌艺术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的。白居易也一样，他比较注意诗的内容与形式。他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又说：“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伟之以五盲，言有韵，义有类，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他把诗歌写作过程比作植物成长过程，根是感情，苗是语言，花是声韵，果实是实义。这个比喻十分恰切，内容要靠形式表达出来，诗的感情也要靠语言形式表达，语言一定要音韵优美，才能“韵协而官顺，言顺则声易入。”诗人的许多诗按照这样的要求写了，成了不朽的佳作。在内容与形式两者关系中，他坚持把诗的内容放在第—位，要求语言，形式为内容服务。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追求“宫律高”，“文字奇”，强调形式通俗，语言浅易。他说：“其辞质而轻，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真
从《与元九书》看白居易诗歌的矛盾与得失,标签：诗词赏析范文,http://www.laixuea.com但是白居易又说：“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与元九书》)为何会有这种奇怪的不统一的现象呢？原因很多，但不可否认，其中也存在一个诗歌的内容与形式是否完美地统一的问题。大凡一个优秀诗人，他的诗能够得以流传不灭，他一定是讲究诗歌艺术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的。白居易也一样，他比较注意诗的内容与形式。他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又说：“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伟之以五盲，言有韵，义有类，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他把诗歌写作过程比作植物成长过程，根是感情，苗是语言，花是声韵，果实是实义。这个比喻十分恰切，内容要靠形式表达出来，诗的感情也要靠语言形式表达，语言一定要音韵优美，才能“韵协而官顺，言顺则声易入。”诗人的许多诗按照这样的要求写了，成了不朽的佳作。在内容与形式两者关系中，他坚持把诗的内容放在第—位，要求语言，形式为内容服务。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追求“宫律高”，“文字奇”，强调形式通俗，语言浅易。他说：“其辞质而轻，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真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他提倡质朴、通俗，是为了让诗歌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诗人认为，只要诗歌有政治意义和真实内容，即使形式粗糙些也比那些华丽空虚，形式精美的作品强。这种观点在《策材》六十八中表达得很清楚：“稂莠秕稗生于谷，反害谷者也；yin辞丽藻生于文，反伤文者也。故农者耘稂莠，簸秕稗，所以养谷也；王者删yin辞，削丽藻，所以养文也。……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碑诔有虚美愧辞者，虽华虽丽，禁而绝之。”诗人的观点，有进步可取的一面，特别是“自大历以还，诗格初变，开、宝浑厚之气，渐远渐离。风调相高，稍趋浮响。”诗人所处的时代与大历十才子只隔几十年，受大历十才子影响，逃避现实，趋向形式的诗风并未消失，诗人提出“尚质抑yin，著诚去伪”的观点，是有较大的现实意义的。
但是，在诗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诗人又比较偏激了些，他强调诗的思想内容的重要，对艺术形式却显得不太重视。他的讽喻诗，如《秦中吟》、《新乐府》，目的是“唯歌生民病”，他满足“篇篇无空文”，至于形式技巧，则“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只求能表达主张就可以了。同样，诗人带着这种比较偏激的标准去衡量自晋、宋以来一直到杜甫的诗歌。由于过分地强调内容，他要求一切诗中都有讽喻，于是，像“余霞散成绮”这类清丽，华美的佳句也因“不知其所讽焉”，而被否定了。甚至，在他这条标准衡量下，连李白，杜甫的诗也不算什么了。“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此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今古，覙缕格律，尽仁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这个评价确乎有点过分了。刘勰《文
心雕龙·情采》篇中，对文与质有过精僻的论述：“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鞹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白居易却忽视了这一点，他过分强调了“质”，在一定程度上把“质”同“文”对立了起来，凡是有“质”的，都是好诗，反之，讲究“文”的，都应去之。当他要求诗为时为事而作时，诗只是成了“补察时政”的手段，他忘记了“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忘记了思想内容必须通过生动的形象自然地流露，而不是直露，生硬地说教。从诗人的创作实践中也可看出，这种观点妨碍了他的一些作品艺术质量的提高。固然，他的讽谕诗不少写得明快尖锐，深刻动人，而且由于他的质朴、通俗，对他诗歌的广泛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另—方面，由于诗人过分追求诗的政治讽刺内容，把写诗当作他作谏官时“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以上”的辅助方法，因而使他的一些讽谕诗太直太露，缺少诗味，有些概念化、抽象化，影响了艺术感染力。也许，这便是人们更爱他的《长恨歌》、《琵琶行》以及一些杂律诗的缘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