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我个人认为,认真阅读作品是文学研究最起码的要求,也是批评主体对作品、作家和文学的必要的尊重,更是对自己的最起码的尊重。文本细读不仅是审美批评的起点,也是严肃的文化批评的起点。脱离了具体的文本,不仅无法研究文学的形式特点和审美品格,也无法研究外部力量对于文学的影响与渗透。现在流行的文化批评,往往把文学作品的精神表达作为社会政治分析的文化依据。须知,严格意义的社会学、政治学分析必须通过解剖真实的案例来进行分析与归纳,根据感性的、虚构的文学经验来介入社会现实,这固然使话语表达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度,但是,其主观性、臆测性显然会产生误导作用。这必然导致批评主体对于作品的误读甚至是篡改。上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人文精神”讨论、后现代思潮、“新左派”与“自由主义”论争在内的文化争鸣,其核心成员有不少是文学工作者,其中像“人文精神”的反思固然有真知灼见,但也充斥着意气之争,激情有余理性不足。 生活在一个充满了伪事件与假信息的世界中,媒体的神奇之处正在于它不考虑信息是否准确地描述了客观情况,而只考虑信息看起来是否显得真实。皮
漫谈文学批评,标签：诗词赏析范文,http://www.laixuea.com我个人认为,认真阅读作品是文学研究最起码的要求,也是批评主体对作品、作家和文学的必要的尊重,更是对自己的最起码的尊重。文本细读不仅是审美批评的起点,也是严肃的文化批评的起点。脱离了具体的文本,不仅无法研究文学的形式特点和审美品格,也无法研究外部力量对于文学的影响与渗透。现在流行的文化批评,往往把文学作品的精神表达作为社会政治分析的文化依据。须知,严格意义的社会学、政治学分析必须通过解剖真实的案例来进行分析与归纳,根据感性的、虚构的文学经验来介入社会现实,这固然使话语表达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度,但是,其主观性、臆测性显然会产生误导作用。这必然导致批评主体对于作品的误读甚至是篡改。上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人文精神”讨论、后现代思潮、“新左派”与“自由主义”论争在内的文化争鸣,其核心成员有不少是文学工作者,其中像“人文精神”的反思固然有真知灼见,但也充斥着意气之争,激情有余理性不足。
生活在一个充满了伪事件与假信息的世界中,媒体的神奇之处正在于它不考虑信息是否准确地描述了客观情况,而只考虑信息看起来是否显得真实。皮埃尔·布厄迪尔在《自由交流》中说:“记者们不再满足于传播信息,他们要生产信息。他们的确有能力‘炒热事件’——这是人们常说的话——有能力将讨论的问题,思考的问题,以及对这些强制性问题的强制性思考一天一天地强加于众。”其实,我们也不能一味地谴责媒体与记者,现在很多作家和学者也都非常善于“制造”伪事件与“生产”假信息,把媒体和记者作为替罪羊,显然不公平。在见报率、上镜率、作品数量和版税、个人名声成正比的年代,著述的艺术质量只在圈子内被关注,而适合炒作的“话题”往往能一鸣惊人,这样的环境必然驱使相当数量的作家与学者不靠著述的质量说话,而是靠粗制滥造和频繁曝光打天下。但这样的著述,也注定和那些刊载“新闻”的报纸一样,很快就被放进了废纸堆,正是所谓的“见光死”。
三
在文学史家的论述中,我们经常会看到克罗齐的著名论断“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every true history is contemporary history”)被简化成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事实上克罗齐认为“历史和生活之间的关系是统一的关系”,是“既包含着区别又包含着联系的同一性”。照亮历史的当代意识是必要的,但以工具主义的方式把历史当代化是危险的。有趣的是,不少版本的当代文学史成了文学史家的个人观念的罗列,他们以质疑惟我独尊的文学政治史作为起点,却走向了另一种独断论,以覆盖其他文学史解释的方式进行静止的、绝对的描述,“当代文学史”被篡改成了“我眼中的当代文学史”。要对历史进行科学主义的还原很可能是徒劳的,但历史毕竟是历史,它不可能成为“当代”的影子。因此,科学精神和实证态度还是不能被轻易抛弃的。
历史作为现实的前提和根基,其经验与教训为现实提供一种镜鉴和约束作用,当现实功利一旦凌驾于历史之上,历史不但变得毫无约束力,而且成为盗用历史名义者为所欲为的借口。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著名的寓言:15世纪西班牙一座城堡中,红衣大主教刚刚把百余名异教徒送上火刑堆,上帝降临了这座城市,但被红衣大主教送进了监牢,这个人间的统治者对天上的神说了长长一段话,主要意思是:你既然把驱赶羊群的责任交给了牧羊人——也就是人间的教皇,你何必再到人间来碍事呢?而且世上的人拥护的并非实有的神和人,而是盗用上帝名义的人间统治者的意志。结果,上帝本人被红衣主教处以死刑,其罪名是跑来妨碍人间借助上帝名义所施行的统治。红衣主教需要的不是真正的上帝,而是上帝的名义,需要控制人类的良心和面包。同样,在工具主义的视野中,它所真正需要的也不是历史本身,而是历史的名义。于是,商业、政治、文化表面上仍然在为历史的真相是什么而大肆争吵,事实上却是各种利益在为争夺历史的名义而冲突,而真正的历史却在无声无息中被驱逐。
在个人话语与公共话语之间,必然存在种种冲突。但我个人认为,坚守独立与自由的个体性是批评的底线,当然这种个人性并不意味着拒绝责任与承担。我始终认为:“一个批评家对文学的参与,如果要真正地有益于文学的健康发展,那就必须将自己的生命投入其中,首先点燃自己然后才能照亮其批评对象。”因为在中国的文学批评中,为了使自己变得“有用”的批评家放弃自我,屈服于权和钱等强势话语的现象,实在是太普遍了。只有当主体真正建立了个体的尊严,他才能够尊重其他个体,与之进行平等对话,并在个人的独立性遭到威胁时为捍卫其尊严而不惜一切代价。说实话,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大多被当成一种工具,博取名利和利益交换的工具,在这种情形之下,所谓的“公共性”和“普适性”非常可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