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官代表团赴瑞典考察报告

概要：与瑞典议会相同，我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是国家立法机关和最高权力机关，但不同的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权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赋予检察机关来履行。这是两国在法律监督机构设置上的显著区别。但通过比较和学习，我们认为虽然两国的法律监督权执行机构不同，但在法律监督的具体方式上，两国有互相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对于中国的检察机关来说，我们可以学习瑞典议会监察专员制度的一些经验做法，比如，在充分使用立法建议权方面，检察机关在充分考察年度法律监督情况后，可以以建议的方式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提出立法建议，使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以立法建议权或其他形式发挥更大的作用。 3.检警关系主要体现为检察官指挥警察工作，相互之间讲求通力合作。 瑞典的检察机关和警察局不属于一个机构，都有各自的最高领导，但两个机构均隶属于司法部长。检察官和警察在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过程中联系密切。从抓获犯罪嫌疑人12小时之后，警察就需要与检察官联系，看是否要继续羁押犯罪嫌疑人。在羁押犯罪嫌疑人达到96小时之前，必须提请检察官向法院申请逮捕令。因此，检察官很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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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瑞典议会相同，我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是国家立法机关和最高权力机关，但不同的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权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赋予检察机关来履行。这是两国在法律监督机构设置上的显著区别。但通过比较和学习，我们认为虽然两国的法律监督权执行机构不同，但在法律监督的具体方式上，两国有互相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对于中国的检察机关来说，我们可以学习瑞典议会监察专员制度的一些经验做法，比如，在充分使用立法建议权方面，检察机关在充分考察年度法律监督情况后，可以以建议的方式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提出立法建议，使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以立法建议权或其他形式发挥更大的作用。 

　　3.检警关系主要体现为检察官指挥警察工作，相互之间讲求通力合作。 

　　瑞典的检察机关和警察局不属于一个机构，都有各自的最高领导，但两个机构均隶属于司法部长。检察官和警察在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过程中联系密切。从抓获犯罪嫌疑人12小时之后，警察就需要与检察官联系，看是否要继续羁押犯罪嫌疑人。在羁押犯罪嫌疑人达到96小时之前，必须提请检察官向法院申请逮捕令。因此，检察官很早就介入了刑事侦查活动，但检察官并不就此参加侦查，只是根据警察汇报的情况，决定是否亲自指挥侦查。因此，瑞典警察和检察官在案件的侦查上有分工，主要体现在侦查活动的指挥权上，小而简单刑事案件的侦查活动由警察进行和高级警官指挥，较复杂的刑事案件的侦查活动也是由警察来进行，但检察官进行指挥。事实上，检察官对于一切的刑事案件都有指挥权，但根据长期工作形成的分工和现实必要性出发，只是对一些重大案件的侦查活动进行指挥。当然，检察官另外一项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审查起诉。 

　　由于，瑞典的刑事诉讼活动中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机制（沉默权制度、律师值班制度）和抗辩机制（绝大部分犯罪嫌疑人可以获得律师帮助、律师在侦查阶段完毕后可得到全部的证据）比较完善，因此警察在讯问时刑讯逼供现象极少出现，而辩护人可以履行辨别警察所取证据的真实性和侦查活动合法性的抗辩职能，因此检察官和警察的工作原则就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尽力取得控罪证据。在中国的刑事诉讼机制中因着某些配套制度不完善而强调检察官“加强侦查监督”的观念于瑞典的检察官来说并不适用，换言之，瑞典刑事诉讼的内部机制设置本身已经可以起到制约滥用警察权力的行为，因此检察官不需要过度睁着 “二郎神”的天眼。当然，检察官对警官指挥侦查时必然对警察的侦查活动产生领导和监督作用，但主要体现为促使警察的侦查活动更加有效，而非着力于监督警察的其他违法行为。
　　4.检察机关与警察机关在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权益方面非常重视与社会其他机构及非政府组织的合作。 

　　对于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主要体现为律师帮助权。在瑞典，绝大部分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都可以获得律师帮助。在被警察扣留之后，犯罪嫌疑人就可以申请聘请律师。在初期的讯问过程中，警察会与值班律师联系，让其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之后，如果犯罪嫌疑人无钱聘请律师，那么可以为其指定律师。因此律师值班制度的建立使警察在讯问时无法采取刑讯逼供等违法手段。这样，警察违法获取口供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此外，在侦查结束时，辩护律师可以从警察手中获得案件的全部证据，他们在掌握了全部的证据之后就可以进入积极的辩护准备阶段。因此抗辩机制的完善也使警察所取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要受到辩护方严密的质疑。由此可见，瑞典警察的侦查权力主要由律师值班制度和强有力的抗辩机制来加以制约和监督。 

　　在被害人保护方面，瑞典建立了专门的被害人补偿和支持机构。如果一名被害人在犯罪中受到身体侵害，而罪犯不能够赔偿，同时被害人的伤害没有保险，那么被害人可以从该机构得到一定的补偿。此外，瑞典还有许多支持被害人的其他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比如被害人基金会、社会福利局、法律援助部门等机构为被害人提供法律、心理、物质方面的支持。被害人补偿和支持机构也非常注重对警察和检察官在如何正确接待被害人方面的培训，通过多年的培训和教育，检察官和警察群体都开始意识到作为国家应该为全体公民提供一个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如果有被害人遭受犯罪侵害，那么这是全社会的事情而不是被害人一个人的不幸，因此警察和检察官在代表国家惩罚犯罪的过程中同样要承担安抚、支持受害者的工作，使他们的心灵和物质获得应有的安慰或者补偿、生活更快地步入正常。因着这些社会机构的共同帮助，警察、检察官也不再是维护社会安全和保护社会公民的孤军奋战者，全社会形成了互相支持的理念和支持网络，因此瑞典的被害人的权益保护状况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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