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这篇文章在写作方法上的特点是：夹叙夹议，层层对比，步步深入，前后照应，反复唱叹，熔叙事、议论、描写、抒情于一炉。而这一切，又都服务于主题思想的表达。这个主题思想，作者直到文章的结尾才明确地说出来，那就是：“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作者提出的这个主题思想，本身就包含着许多对比的因素：“死”与“生”，当然是对比；有“大”就有“小”。有“重”就有“轻”，有“匹夫”就有“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缙绅”以至“高爵显位”，这里都有强烈的对比。为“五人墓”作“碑记”，当然要写出“五人”是怎样的人。但这也可以有各种写法。按照“墓志”文的格局，一上来就得叙述他们的姓名、籍贯、世系、行事等等，但张溥却另辟蹊径，只用“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一句话，对“五人”作了判断性的说明。用“者”提顿，用“也”煞句，“者”“也”照应，这是古汉语中判断句的典型结构。以一个判断句开头，就“五人”为什么而死作出判断，说明“五人”不是为了别的什么而死的，而是当周顺昌“被逮”的时候“激于义而死”的，这里已包含着对“
张溥《五人墓碑记》赏析,标签：古代散文知识,http://www.laixuea.com
这篇文章在写作方法上的特点是：夹叙夹议，层层对比，步步深入，前后照应，反复唱叹，熔叙事、议论、描写、抒情于一炉。而这一切，又都服务于主题思想的表达。这个主题思想，作者直到文章的结尾才明确地说出来，那就是：“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
作者提出的这个主题思想，本身就包含着许多对比的因素：“死”与“生”，当然是对比；有“大”就有“小”。有“重”就有“轻”，有“匹夫”就有“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缙绅”以至“高爵显位”，这里都有强烈的对比。
为“五人墓”作“碑记”，当然要写出“五人”是怎样的人。但这也可以有各种写法。按照“墓志”文的格局，一上来就得叙述他们的姓名、籍贯、世系、行事等等，但张溥却另辟蹊径，只用“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一句话，对“五人”作了判断性的说明。用“者”提顿，用“也”煞句，“者”“也”照应，这是古汉语中判断句的典型结构。以一个判断句开头，就“五人”为什么而死作出判断，说明“五人”不是为了别的什么而死的，而是当周顺昌“被逮”的时候“激于义而死”的，这里已包含着对“五人”的颂扬。按照作者在篇末点明的主题思想的逻辑，“激于义而死”，“死”的意义就“大”；如此而死，虽“匹夫”也“有重于社稷”。那么与此相对照，那些“不义而生”“不义而死”的，又怎么样呢？对于这些，作者暂时还没有发议论，然而讽刺的锋芒，也已经从对“五人”的颂扬中露出来了。
点出“五人”“激于义而死”，读者满以为该写怎样“激于义而死”了；但作者却按下不表，由“死”写“葬”，由“葬”写“立石”，给读者留下悬念。
写“葬”，写“立石”，用的是叙述句，但并非单纯叙事，而是寓褒于叙。不是由不肖之徒、而是由“贤士大夫”们“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这不是对“五人”的褒扬吗？所以紧接着，即用“呜呼，亦盛矣哉”这个充满激情的赞颂句收束上文，反跌下文，完成了第一段。
有褒必有贬。第一段虽然只是从正面褒“五人”，但其中已暗含了许多与“五人”相对比的因素，为下文的层层对比留下了伏笔。
第二段。就“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的“死而湮没不足道”与”五人”的死而立碑“以旌其所为”相对比，实际上已揭示出”疾病而死”与“激于义而死”的不同意义。但作者却引而不发，暂时不作这样的结论，而用“何也”—问，使本来已经波澜起伏的文势涌现出轩然大波。
如前所说，在一开头点出“五人”“激于义而死”之后，原可以就势写怎样“激于义而死”。但作者却没有这样做，而是写“墓而葬”，写立碑“以旌其所为”，写在“五人”死后的“十有一月”中无数“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死于疾病，从而在两相对比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凡人皆有死，但一则受到贤者的旌表，死而不朽，一则与草木同腐，“湮没不足道”，这是什么原因呢？在这尖锐的一问使文势振起之后，才作为对这一问的回答，写“五人”怎样“激于义而死”。文情何等曲折！文势何等跌宕！然而这一切，都是为更有力地歌颂“五人”之死蓄势。对“五人”的歌颂越有力，对其对立面的暴露、批判也就越深刻，对表现“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的主题也就越有利。
写“五人”之死用了两段文字，但与《明季北略》中的写法很不相同。后者着重叙事，写出了从三月十五日到十八日市民暴动的全过程。极有史料价值。前者叙事中有说明、有描写，而且处处与前面的文字相照应，其目的不在于叙述市民暴动的全过程，而在于通过写“五人”为什么而死，来表扬他们的正义行动。
和全文开头处的“当蓼洲周公之被逮”相照应，这一段从“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写起。“周公之被逮”，与“五人”之死又有什么关系呢？作者在追述了“缇骑按剑而前，问‘谁为哀者？’”的情景之后，告诉读者：“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吴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厉声以呵，则噪而相逐。”这就是说：当时以大中丞的官衔做应天府巡抚的毛一鹭是魏忠贤的爪牙，“吴之民”本来就痛恨他；而“周公之被逮”，又正是这个阉党爪牙指使的，所以“吴之民”就更加痈恨他。寥寥数语，表明“周公”与阉党形同冰炭，互不相容；那么两相对比，“周公”是怎样一个人，也就不言而喻了。既然“吴之民”痛恨阉党而同情受阉党迫害的“周公”，那么因阉党逮捕“周公”而激起的这场“民变”的正义性，也就不容歪曲了。正面写市民暴动只有四个字，“噪而相逐”。但由于明确地写出“逐”的对象是“魏之私人”，因而虽然只用了四个字，却已经把反阉党斗争的伟大意义表现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