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伦作品中“东方情调”的思想文化根源

概要：拜伦作品中“东方情调”的思想文化根源拜伦的诗歌对异国或东方情有独钟。在他的各种诗作中,“拜伦式的英雄们”的足迹遍及葡萄牙、西班牙、阿尔巴尼亚、希腊和意大利等过国,并对当地的风俗人情、历史文化作了精彩地描述和表现,尤其是《东方叙事诗》的故事情节大都在土耳其展开,唐璜和恰尔德•哈洛尔德的足迹也遍及了土耳其等地。本文借对拜伦经典诗作中异国情趣的考察,分析作者偏爱异国的心理动因和文化因素的影响。拜伦（Byron）。一、诗作中的“东方情调”《唐璜》、《恰尔德•哈洛尔德》、《东方叙事诗》等都是拜伦的经典之作,它们都是以东方各国的社会、生活和自然风光为背景,展开了一系列在情节、风格等方面比较相近的故事。从诗歌的语言特色、故事情节结构和故事背景等方面分析,拜伦的“东方情调”在其中有明显的表现。涉及到“东方情调”,我们可以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博尔赫斯的论述中得到某种启示,他谈到《神曲》《炼狱篇》的几句诗:“甜美的天空像东方蓝宝石\它聚集了一切宁静、安详\及初转到第一轮的无限纯洁。”他说:“我一直想追究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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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伦作品中“东方情调”的思想文化根源
　　拜伦的诗歌对异国或东方情有独钟。在他的各种诗作中,“拜伦式的英雄们”的足迹遍及葡萄牙、西班牙、阿尔巴尼亚、希腊和意大利等过国,并对当地的风俗人情、历史文化作了精彩地描述和表现,尤其是《东方叙事诗》的故事情节大都在土耳其展开,唐璜和恰尔德•哈洛尔德的足迹也遍及了土耳其等地。本文借对拜伦经典诗作中异国情趣的考察,分析作者偏爱异国的心理动因和文化因素的影响。拜伦（Byron）。
　　一、诗作中的“东方情调”
　　《唐璜》、《恰尔德•哈洛尔德》、《东方叙事诗》等都是拜伦的经典之作,它们都是以东方各国的社会、生活和自然风光为背景,展开了一系列在情节、风格等方面比较相近的故事。从诗歌的语言特色、故事情节结构和故事背景等方面分析,拜伦的“东方情调”在其中有明显的表现。
　　涉及到“东方情调”,我们可以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博尔赫斯的论述中得到某种启示,他谈到《神曲》《炼狱篇》的几句诗:“甜美的天空像东方蓝宝石\它聚集了一切宁静、安详\及初转到第一轮的无限纯洁。”他说:“我一直想追究这几句诗的创作机制。但丁描写东方的天空、东方的早晨,所用的比喻竟是蓝宝石,而且是‘东方的蓝宝石’……蓝宝石被赋予‘东方’的意蕴”。在此他已经点出了东方文化浪漫多彩、祥和纯洁的特点。
　　在富有东方色彩的语言描写、故事情节以及故事背景共同作用下,拜伦的几部经典诗作都呈现出了鲜明的东方文化特征。首先从语言方面分析:“一钩弯月在山上闪烁银光,/高挂清真寺上的盏盏明灯仍在左右摇晃……”,一幅静谧而安详的图画被勾勒出来,具有浓厚的东方生活情趣。《唐璜》中的景物和场景描写具有东方特有的静谧和神秘感。而且拜伦特别善于运用具有东方地域特点的比喻,如《异教徒》中对蕾拉的容貌描写:“难以诉说她的双眸如何乌黑迷人,/不过端详小羚羊的那双眼睛,……象杰姆希德的宝石那样明亮耀眼。”其中“羚羊的眼睛”和“杰姆希德的宝石”这样的意象在阿拉伯古典诗歌中是很常见的比喻。同样在《唐璜》中也有类似的比喻和描写,比如对唐纳•朱丽娅的外貌描写:“她的两条眉毛好象新月一样”、“乌油油的头发”以及“美丽而滑润的前额”都有异于西方传统的描写方式。
　　从故事情节和故事背景方面分析,前苏联评论家日尔蒙斯基指出:“‘东方叙事诗’的情节图示是:(1)主人公(放逐者或受害者);(2)他的恋人(东方美人或美丽的女基督教徒);(3)他的敌人。主人公处在情节的中心,所有的外部情节都是由于他的体验或行为决定的”且不说故事背景都选择了东方、异域的社会生活和自然风光,基本上所有的故事情节都具有极富东方色彩的传奇性,故事情节扑朔迷离,情节处理上采用具有东方色彩的环环相扣的框架式结构,以主人公的游历为主线,将一系列的故事组织串联起来,这是一种产生于东方古老文化土壤之上的、积淀有东方审美情趣的独特结构模式。拜伦在他的经典诗作的情节、结构处理上都采用了这种模式,主人公永远是故事发展的焦点,其他情节的展开都是主线的辐射。这种框架结构的应用更加凸显了作品的东方色彩。
　　《东方叙事诗》的语言和故事的层面都具有浓郁的“东方情调”,作者展现的完全是一个东方的世界,与传统的西方诗歌创作有很大区别。
　　二、“东方情调”的心理动因
　　雷马克指出:“异国情趣不仅意味着要发现独具一格的外国文化,而且这是一种思想状况或思想骚动,它不仅会在探索某种文化后便告终止;它还在其它近乎相同但又不同的文化中进一步寻求满足,或者重新开始寻找一套不同的文化成分以满足心理和生理上的流浪癖”。从1809年到1818年,拜伦几乎都是在异国度过的,他到各地观察民情风俗、游览名胜古迹,还接触到各类人物,行经葡萄牙、西班牙、马耳他、阿尔巴尼亚、希腊和土耳其。使他出国旅行的原因主要是他特立独行的个性。英国学者玛里林•巴特勒认为,拜伦1816年离开英格兰与他对妻子的性虐待甚至他和隔山姐姐的乱lun关系的流言有密切关系,这使得拜伦在人民大众心目中成了撒旦式的人物,犯下了累累罪恶。社会的不理解和舆论压力使拜伦转向异国寻求释放渠道,他对游历的喜好一部分来自他渴望自然和自由的天性,更重要、更深层的驱动力则来自于他自己的心理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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