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部分农村情况调查报告

概要：当然，还有别的花费，诸如送礼等等。对于中国人来讲，送礼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庆贺送礼，奔丧送礼，当然最大的是办事时给领导送礼。在中国，法律虽然不够健全，但更关键的是，法律的被莫大忽视，60年代时，国家主席刘少奇拿着一本《宪法》高呼“我是民选的国家主席”，但对于中国几千年来特有的人治社会，法治只是书面化的一个乌托邦而已。所以给领导送礼是大大的必要了，我身有体会，没办法，即便是合情合理的事情，没有礼前开路，各路关卡能把你折腾死。送礼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花费，而且数目不菲。 等等，问题多多，限于篇幅，就不介绍了。 下面我先大致谈一下别人的观点，再提出我的评论，最后给出我的观点。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的观点是：不断把农民变成城里人 茅先生认为：“三农”问题总的来说是农民收入低。现在提“三农”问题有一个根本性的偏差，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其实它是一个过程，事实上并不是现在有个什么问题要解决一下，而是要持续不断的完成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就是不断把农民变成城里人，这个过程可能要持续三十年到五十年。中国现在还没有完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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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还有别的花费，诸如送礼等等。对于中国人来讲，送礼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庆贺送礼，奔丧送礼，当然最大的是办事时给领导送礼。在中国，法律虽然不够健全，但更关键的是，法律的被莫大忽视，60年代时，国家主席刘少奇拿着一本《宪法》高呼“我是民选的国家主席”，但对于中国几千年来特有的人治社会，法治只是书面化的一个乌托邦而已。所以给领导送礼是大大的必要了，我身有体会，没办法，即便是合情合理的事情，没有礼前开路，各路关卡能把你折腾死。送礼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花费，而且数目不菲。  

　　等等，问题多多，限于篇幅，就不介绍了。  

　　下面我先大致谈一下别人的观点，再提出我的评论，最后给出我的观点。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的观点是：不断把农民变成城里人  

　　茅先生认为：“三农”问题总的来说是农民收入低。现在提“三农”问题有一个根本性的偏差，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其实它是一个过程，事实上并不是现在有个什么问题要解决一下，而是要持续不断的完成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就是不断把农民变成城里人，这个过程可能要持续三十年到五十年。中国现在还没有完成工业化，从根本上讲还是一个农业国。农民不变成城里人他的收入就高不了，等绝大部分农民都变成城里人了，剩下的农民收入才能得到提高。所以说“三农”问题的解决是一个城市化，或者说是工业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完成了，“三农”问题也就解决了。  

　　　　总的来说，我对茅先生还是比较敬佩的，他身体力行，在山西建立一个小型的扶贫基金会，这让我想起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探讨者欧文，虽然茅先生没有足够的资金。  

　　茅老所说是要降低农民在城里生存的成本，也是为农民进城创造更好的条件。三农问题的核心在于农民。要为农村大量的富余劳动力寻找出路，从经济角度而言，城市化、工业化是我们目前能找到的唯一可行之路。  

　　　　但我不太欣赏茅的看法，农民和城里人不可能在同一竞技竞争线上，在农村被损害，未必到了城里就会改观，只不过遭遇新的损害罢了。问题不在于把农村人变成城里人，或者把城里人变成农村人，问题在于要不断把他们变得更象人:基本的权利、基本的生活和政治表达管道、基本的司法救助管道、基本的尊严、基本的自我救助与互助管道与能力，等等。。。。。。。没有这些，城里人又如何？  

　　　　农村改革不仅涉及经济领域，还涉及政治、文化生活等方方面面。只注重经济的增长而忽视文化发展、社会进步、政治文明，造就的就是更多的“数字天才”，而忽略了更深层面的东西。改革进行到今天，孤立地只对经济领域进行改革和规范并不能起到治本的作用，上层建筑中某些与生产力不适应的部分也是我们改革的重要方面。同样的，农村改革与城市改革也需要配套进行，统一规划，即要统筹城乡经济发展。  

　　其实茅先生是很高明的，真话说得恰到好处，既讨好很多人的味口，又不得罪政府，这就是水准，呵呵。  

　　　　我觉得那种提法很成问题是因为掩盖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不是城里城外的问题，城里那些问题没有吗？  

　　教育经济学者魏新先生的观点：承担社会资源再分配职能的教育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弱势群体改变自己生活处境的唯一通道。  

　　魏新先生认为，不仅民办学校，而且公立学校节节提高的的收费很大程度上破坏了这一通道。社会中坚力量与其他人比较起来，主要的无非是力必多分泌得较多而已。农村中力必多较多之辈肯定会要求向上层流动。而如今的高等教育收费破坏了农村中力必多较多之辈改变自己生活处境的唯一通道，无法升华的力必多无疑是危险的来源。  

　　对于农村而言，渠道尤其狭小，以前还有参军等途经，现在只有教育这一条路径。历史形成的结果不平等已是不公平的，如果权利再也不平等，那么如何有公义可言。目前的希望工程、助学金、贷款等无疑杯水车薪，无助于解决根本问题。我认为高等教育应有国家支付费用，至少95%以上的费用应由国家财政负担。这里并不是国家能不能负担的问题，教育经费预算在GDP中比例极小，肯定有调整的余地，因此是国家愿不愿意支付问题。  

　　呵呵，我总认为魏新先生是很对的，但问题不是国家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国家的政策是怎么想的，教育产业化刚开始，就想督促中央更改方针，似乎不太可能，对于中国目前的状况，我们不要太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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