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技巧：高考语文论述类文本阅读

概要：明代白银的货币化，意味着中国由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走向商品经济转变，同时也使中国更多更主动地走向世界。以贵金属白银为征象，明代中国与两个历史转折的开端相联系，一个是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开端，另一个就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开端。（摘自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6．下列对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A．由于明初朝廷禁用金银进行交易，因此白银货币化的进程并没有开始。B．正统初年明英宗颁布“弛用银之禁”的诏令，表明白银开始货币化。C．明代白银货币化虽然是从民间开始的，但后来朝廷的推行加快了它的进程。D．明代嘉靖年间，整个中国对白银的巨大需求促使白银成为了合法货币。7．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A．明代嘉靖年间，由于国家经济恶化，财政困难，最终形成了白银入不敷出的局面。B．16世纪中叶以前日本向中国输出刀剑、扇子、屏风、硫磺等，白银并不占主要地位。C．戈迪尼奥这所以称中国为“吸泵”，是因为明代中国吸纳了全球数量庞大的白银。D．白银货币化标志着中国农业经济向商品经

阅读技巧：高考语文论述类文本阅读,标签：语文相关,http://www.laixuea.com
　　明代白银的货币化，意味着中国由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走向商品经济转变，同时也使中国更多更主动地走向世界。以贵金属白银为征象，明代中国与两个历史转折的开端相联系，一个是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开端，另一个就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开端。
　　（摘自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
　　6．下列对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A．由于明初朝廷禁用金银进行交易，因此白银货币化的进程并没有开始。
　　B．正统初年明英宗颁布“弛用银之禁”的诏令，表明白银开始货币化。
　　C．明代白银货币化虽然是从民间开始的，但后来朝廷的推行加快了它的进程。
　　D．明代嘉靖年间，整个中国对白银的巨大需求促使白银成为了合法货币。
　　7．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明代嘉靖年间，由于国家经济恶化，财政困难，最终形成了白银入不敷出的局面。
　　B．16世纪中叶以前日本向中国输出刀剑、扇子、屏风、硫磺等，白银并不占主要地位。
　　C．戈迪尼奥这所以称中国为“吸泵”，是因为明代中国吸纳了全球数量庞大的白银。
　　D．白银货币化标志着中国农业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和中国商品的进一步走向世界。
　　8．根据原文的内容，下列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A．16世纪中叶以后，在日本各种输出品中，最受中国欢迎并得到大量交易的是白银。
　　B．西方走向世界的重要原因是寻求黄金，因此西班牙早期在美洲的主要矿产是黄金。www.laixuea.com
　　C．美洲白银不仅从菲律宾，也从欧洲经过印度流入中国，这就带动了更多地区的贸易。
　　D．晚明时期，中国对于白银的巨大需求，是当时世界经济全球化开始形成的根本原因。
　　
　　十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6—8题。
　　从科举制度的废除看近代以来的文化断裂
　　科举制度的取消对中国现代化造成的困难在于，原有的形成社会精英的方式由此而发生突然的断裂。正如一些研究者指出的，曾经由科举制度给社会提供的内聚力量，在其后几十年中一直都没有恢复过来。科举制度的取消既然产生如此多的消极后果，这是否可以得出一个保守倒退的结论，即中国根本不应该进行以科举制为核心的教育体制改革？显然不应得出这样的结论。变革不适应于时代要求的旧制度，毕竟是历史的大趋势。但采取什么方法，使制度改革可以取得真正的效果，则应是改革者考虑的最为关键的问题。
　　众所周知，在传统中国农村社会，存在着一个以士绅为主体的精英阶级。科举制所造成的社会流动性，使中国的农村社会存在着独立于城市的文化系统，这一文化系统是由士绅地主、宗族组织与相应的宗族学校私塾构成的。
　　在传统科举制度下，农村士绅通过科举所拥有的士绅身份，是保持其在农村中的精英地位的基础。他们正是借助这一身份与地位，获得社会的尊重，并成为农村社会与文化生活的主导者与组织者。正如张仲礼先生所指出的，“士绅作为一个居于领袖地位和享有各种特权的社会集团，也承担了若干社会职责。他们视自己的家乡福利增进与利益保护为己任。在政府官员面前，他们代表了本地的利益，他们承担了诸如公益活动、排解纠纷、组织修路筑桥、开河建堤等公共工程，此外，还组织地方治安，征税，弘扬儒学，兴建学校等农村社会生活的各项工作。”在这一文化系统中，由于宗族所拥有的相当数量的学田、义田、义学的存在，相当一部分同族子弟不分贫富均可以通过就读于本族的宗族学校，获得一定的文化知识，并成为农村的准文化人。据一些国外学者统计，近代以前，中国南方农村不少地区的识字率比20世纪20、30年代更高，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可以从这种农村精英文化系统所维持的文化生态平衡得到解释。
　　由于这一农村文化系统的存在，中国农村社会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自主性。这是因为，传统农村士绅起到了国家与农村社会的中介作用。他们一方面代表官府向农民征税，另一方面又利用他们的特殊身份地位，而对官府保持自己的影响力。这就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农村地方利益的代言人。然而，由于科举的废止，对于农村士绅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此后中国农村中不再存在一个稳定的士绅阶级来充任农村文化生活与社会生态环境的组织者与调节者。另一方面，学堂则成为跻身政界的唯一出路，而学堂均在省城和京城，又由于城市集中着财富、名位、权力这些社会稀缺资源的巨大优势，这样，自民国以来，就出现了大批农村知识青年源源不断地被城市吸纳并脱离农村的“无根化”过程。农村知识分子大量地单向地向城市流动，并在城市中去寻求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的机会与空间，是清末民国以来社会变动的一个基本趋势。与此同时，由于农村文化人缺乏再生机制，农村文化生态从而持续退化与空洞化。在这种背景下，农村基层的权力结构发生什么变化？正如美国学者杜赞奇所指出的，“到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政权落入另一类型的人物之手。他们大多希望从政治和村公职中捞到物质利益，村公职不再是赢得公众尊敬的场所而为人所追求。”“传统村庄领袖不断被赢利型经纪人所取代，村民们称其为‘土豪’、‘无赖’或‘恶霸’。这些人无所不在，影响极坏。……进入民国之后，随着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土豪劣绅乘机窃取各种公职，成为乡村政权的主流。”可以说，民国初年以后，主宰农村命运的，正是这样一些没有文化、甚至只有反文化的社会阶层。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