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半期文学·走向多元的西方文学

概要：1985年前后是东方后现代逐步形成和确立的时期。这主要有两个标志：一是东方后现代文学文本的大量涌现。一批大多受过高等教育的新潮作家如马原、余华、格非、孙甘露、洪峰、苏童、扎西达娃等在文坛展露头角，譬如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发表于1985年，高行健的《车站》1983年上演，《野人》1985年公演，1985年前后“后朦胧诗”的崛起，1987年中国各大文学杂志都发表了大量后现代文学文本，这是东方后现代文本大丰收的年代。这些作家对西方后现代的某些文本非常欣赏、迷恋，甚至顶礼膜拜，他们在经过了西方后现代文化的洗礼后开始了自己的创作。他们对创作的理解，他们的创作方式、创作态度一时令读者耳目一新，甚至无法理解。二是1985年9月至12月，美国著名批评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应邀在北京大学开设有关当代西方文化理论的专题课。1986年初他的讲稿被译成中文出版，书名是詹姆逊考虑再三，亲自拟定的，即《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詹姆逊的讲座当时听者云集，他的讲稿出版后更是被广为传读，多方引用，于是，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才真正形成了它的理

20世纪后半期文学·走向多元的西方文学,标签：外国文学知识,http://www.laixuea.com
　　1985年前后是东方后现代逐步形成和确立的时期。这主要有两个标志：一是东方后现代文学文本的大量涌现。一批大多受过高等教育的新潮作家如马原、余华、格非、孙甘露、洪峰、苏童、扎西达娃等在文坛展露头角，譬如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发表于1985年，高行健的《车站》1983年上演，《野人》1985年公演，1985年前后“后朦胧诗”的崛起，1987年中国各大文学杂志都发表了大量后现代文学文本，这是东方后现代文本大丰收的年代。这些作家对西方后现代的某些文本非常欣赏、迷恋，甚至顶礼膜拜，他们在经过了西方后现代文化的洗礼后开始了自己的创作。他们对创作的理解，他们的创作方式、创作态度一时令读者耳目一新，甚至无法理解。二是1985年9月至12月，美国著名批评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应邀在北京大学开设有关当代西方文化理论的专题课。1986年初他的讲稿被译成中文出版，书名是詹姆逊考虑再三，亲自拟定的，即《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詹姆逊的讲座当时听者云集，他的讲稿出版后更是被广为传读，多方引用，于是，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才真正形成了它的理论氛围。www.laixuea.com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应算是东方后现代的鼎盛时期。一方面东方后现代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其影响这时都有一种地毯式轰炸的势头，全国主要文学期刊无不把后现代作品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另一方面一大批批评家、理论家在大力译介西方后现代主义文本的同时，也开始了自己的后现代批评。一批中青年学者围绕后现代主义活跃在各报刊上，并在许多相关的学术会议上扛起了后现代主义大旗。谈后现代一时成了时尚，什么人什么学科都谈“后”，后哲学、后历史、后工业社会、后结构、后新时期、后先锋、后古典、后诗……。王蒙说得好：“后这后那、后的后后后，什么都‘后’了”。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过去常用的文学修饰语是‘超’这个词……，而现在我们似乎已经把‘超’穷竭，今日社会学修饰语是‘后’。”甚至连一向颇以追求高雅为宗旨的《读书》杂志也不能脱俗，大谈起“后学术”来了。九十年代初，王宁译的《走向后现代主义》（1991）、王岳川主编的《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1992）、王岳川著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1992）、陈晓明的《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1993）、张颐武的《在边缘处追索——第三世界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学》（1993）等相继问世，无疑是东方后现代走向深入和成熟的标志。
　　九十年代中期是东方后现代kai始分化并走向沉寂的时期。从文学创作方面看，这首先是后现代作家开始分化。今天，除了极少数作家还保持着那股为探索而探索、为游戏而游戏的热情和精神外，大多数作家开始注意作品的商品价值和经济效益。尽管我们说后现代是一个商品的时代，但我们与其说后现代文本是有意对商品化原则的迎合，不如说是对商品化原则的抵制与反抗。因为彻底的商品化之后，便不会再有任何的文学与艺术了，那时除了商品之外，就是消费。东方后现代创作的另一倾向是开始向传统回归，譬如前不久红极一时的“新写实主义”便是向现实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向自然主义的回归。陈旭光在他的题为《“新写实小说”的终结》论文中试问，如果“‘新写实’之‘新’仅只意味着对‘现实’进行理想化和主观化的装饰和修补，又重归现实主义的老路，那么‘新’又新在哪里呢？”“新写实”已毫无新意，这恐怕是中国当代文坛的悲哀。
　　与文学创作相比，东方后现代主义批评与理论的情形似乎要好得多。一大批中青年学者的理论批评和研究越来越冷静、越来越深刻。我认为，东方后现代学者大致可以分成三类：一类致力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和译介，一般不涉及对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批评与研究，他们往往外语极好，与西方文化的接触频繁而亲密，其极端者甚至有食洋不化之嫌，不过，他们与中国本土文化却常常缺乏必要联系与沟通；第二类致力于对中国当代后现代文本的拆析与批评，他们对西方后现代尤其是对西方的文化传统缺乏深入的了解和研究，他们往往直接借用西方后现代理论体系来把握和操作中国当代文学文本，因此批评方式比较生硬，话语新奇而又晦涩难懂；第三类学者在深刻而全面地把握了西方后现代之后，并且是在对西方后现代进行了批判之后，开始建构自己的东方理论，他们对东方文化也有着全面的了解和深刻的洞见，因此，他们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颇具东方风格，而他们对东方后现代文本的理论运作又颇具世界性。当然，非常遗憾的是，这一类学者及其著述目前还不多见。www.laixuea.com
　　时至今日，后现代主义东方化的过程似乎已经完成，东方后现代理论研究的成熟和完善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东方后现代主义不仅在中国已被人们承认、接受，并且已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而且在国际上也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与震惊。1991年8月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十三届国际比较文学大会上，王宁博士主持了“后现代性？——对第三世界国家先锋派文学的考察”专题讨论会，这说明东方（尤其是中国）后现代主义文本和理论已引起了世界各地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的浓烈兴趣，并已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样，正当西方越来越多的人确信“后现代主义已经终结”时，我们中国的作家和理论家是否也面临着同样严峻的问题：“东方后现代是否也已经终结，或正在走向终结？”我认为，现在是回答这一问题，并且是必须回答这一问题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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